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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观“扮演” 、想象“名媛”一场生存实验背后的思考

  围观“扮演” 、想象“名媛”,一场生存实验背后的思考 原创 GQ Talk GQ报道最近,有一个被称作《假扮名媛,白嫖生活21天》的作品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讨论,它的作者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本科毕业生邹雅琦。今年5月,她在北京进行了一场为期21天的生存挑战,通过扮演“名媛”、使用假身份在公共场所获取免费物资,其中包括扮演等候登机的旅客、收藏家、酒店顾客等。在扮演过程中,也发生一些意外,比如她差点被某个酒店员工识破假身份;偷拿酒店自助餐时被一桌北京大爷撞见;她还遇到过一个把她当成真富婆,对她献殷勤的男服务生......

  小说家、戏剧导演陈思安也经历过类似的“奇遇”,她的小说《冒牌人生》,主角也正是一群不花钱潜入会议、婚宴等场所的人。本期GQ Talk,我们聊了聊邹雅琦的作品及其引发的争议。

  邹雅琦分享了这场“扮演”中的新发现,陈思安则结合自身的生活经验,探讨了“日常生活的表演性”,也探讨了城市的秩序和规则还给人留下多少可能性。关于这次作品引发的舆论,她称,这个作品会“是一个起点”,无论是观众还是创作者,建立理性思考,比围观现象本身更重要。

  陈思安,作家、戏剧编导,出版短篇小说集《冒牌人生》《体内火焰》《活食》等

  有人把我的行为概括为“假扮名媛”,其实有点片面,我的初衷是想做一个“不花钱,在北京体面生活21天”的实验,为此我做了许多功课。

  首先,我通过网络搜集了关于免费衣、食、住、行的各类信息,甚至还加入了“三和大神”的社群(深圳三和人才市场旁打日结零工的群体)。之后,我在小红书、微博、哔哩哔哩等平台上关注了很多名媛,学习她们拍照和打扮自己的方式。拎爱马仕包这件事就是从小红书上面学到的——你一定要拎一个爱马仕才是名媛,因为它很难买。我还从一个经纪人朋友那里得知,他们公司的网红买的爱马仕包基本上九成都是假的,于是我也买了一个高仿包,选了一款符合成熟女性偏好的颜色,但我还没到相应的年龄,于是我买了一个25块钱的小熊挂链系在上面,假装自己只是个“半熟”的名媛,这个包是从妈妈那里拿过来“借用”的。我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有剧本的。邹雅琦的“爱马仕”包

  我跟许多朋友、老师讲了我的计划,让他们把自己“薅羊毛”的经验告诉我。其中有一位朋友是一个真富婆,她有保存票据的好习惯,我就复印了一份她用过的登机提醒牌,进入了某机场的头等舱休息室。但我担心会引起过多效仿,所以没有把“扮演”的技巧过多地向公众分享。

  到了这21天的后期,我已经开始把一切当作一场游戏,把周围的人都当作NPC(游戏术语,指系统角色),比如我会假扮在海底捞餐厅等不来朋友的人(以此获得免费的食物),假扮在酒店抓奸的人(以此在大堂沙发上蹭睡),还有一次我扮演了一位参加拍卖会的富婆(以此蹭吃)。我唯一一次被抓住,是我想溜进某家酒店的健身房洗澡,在登记处填房号时,我填了“811”,并在署名处填了一个动漫人物的名字,引起酒店员工的怀疑,我当时灵机一动,说“我没有续上房,但我想要在约会前补妆”,对方就让我进去了。

  在那之后,我的脸皮好像越来越厚了,甚至都觉得自己有点没素质。有一次,我潜入了一家高级酒店的自助餐厅——其实当时我没有想溜进去,因为我还有存货,但我发现前台没有人把守,就顺理成章地进去了。这家自助餐厅的早餐非常丰富,包括不同的中式、西式点心,我就拿了很多黄油和干面包、粽子,因为它们的保存时间长。就在我把它们往我的爱马仕包里塞的时候,距我一两米外的一桌大爷发现了我的行为,他们难掩惊讶之情,用手捂着嘴,窃窃私语,不敢被我听到。我把他们的反应都看在眼里,但没有停下手上的动作。故意让他们看着,我想,这件事对于他们也许也是个乐子。现在回想起来,我也对自己很震惊,这是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奇观。邹雅琦把自助餐厅的粽子装进包里

  当时那家餐厅的服务员好像没有看到我的行为,或者说他们看到了也不会阻拦。随着这场实验的发展,我发现,许多人根本不在乎这种事,比如在某机场的头等舱休息室,我的长期逗留并未引起注意,那些穿着工作服的员工会把我吃过的餐盘麻利地收走,但不会多看我一眼,我以为会有人跑过来问我,“你怎么又在这里?”结果根本没有人问。

  雅琦的作品和我曾经历的事在逻辑上有一些相似之处。我写《冒牌人生》这篇小说的灵感来源,是一次无意间混进四星级酒店自助餐的经历。当时我参加了一个文学会议,结束后随着人流到了一家餐厅,取了餐在一张餐桌旁坐下,和邻座的人聊了不到三句话,我才发现自己走错地方了。

  盘里已经放满食物,总不能再放回去,我就想,假装一下吧,看他们什么时候能识破我。结果在与一桌人的聊天中,没有人发现我是冒充者,还有人让我对他们的谈话发表评论,甚至还有人在散场时来加我的微信。我发现,有时候大家并不知道自己“等”的是谁,他们也并不在意这件事,实际上不管是谁去填补相应的位置,都无所谓。当现代消费主义的文化建构较为稳定之后,其实每个人都在消耗自己的一个位置。你的穿着打扮、气质,那些象征性的符号都成了一种个人信用。有人渴望把各种各样的消费符号贴满全身,也有人会做出“不消费”的姿态来抵抗,但你会发现,你一旦步入社会,想要在这种消费主义的固态模型中做出抵抗,就要同时抵抗来自外界和内心的重重阻力。最终,大部分人还是在这一过程中被异化和改变,完完整整地嵌入到社会结构里去。

  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充满了表演性。我的那些白领朋友的工作时间非常漫长,我就很好奇,在他们下班后问,你这一天都干嘛了?对方说自己什么都没干,我说那你在干嘛?——“我就装作我很忙的样子。”我说那你的老板知道吗?——“老板也装作自己很忙的样子”。在日常生活中,绝大多数的人都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表演自己很忙碌,但实际上并没有产出任何的东西。有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讨论,你的观众是谁?你的观众就是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。

  在前智能手机时代,很多人会说,只要有除自己以外的另一双眼睛在观看、在凝视,表演就开始了;但是到了智能手机阶段,哪怕只有你一个人,你的摄像头亮起来了,你的表演就开始了,而且这种表演的受众面是更广泛的。它代替了真实的人的凝视。❷

  这21天的实验中,有一次我在逛一家拍卖会的预展,遇到了一个来搭讪的保安(后来我了解到他是工资日结的临时工),他是脱离了自己的工作岗位跑过来的。他不断对我说,“你看中哪幅作品?我可以帮你拍照”,有同事劝阻他不要影响客人,可他还是对我献着殷勤,来来回回拿了三瓶水给我。

  我当时觉得有点尴尬,想赶紧离开,在我要走的时候,他加了我的微信,后来,我收到他的多条信息,“姐姐你到家了吗?”“姐姐你看中了哪个藏品?”“姐姐今天辛苦吗?”他的年龄应该比我大,看起来有三十岁左右,但他还是自降身份,称呼我为“姐姐”。保安给邹雅琦拍的照片

  我拍的照片里有他的背影,但我没有发出来过,他当时擅自离开工作岗位跟我搭话,是可能被罚钱的。最近有记者想采访他,我阻止了这件事。最近,我看到他的微信名更改为了“XXX爱XXX”,头像也换成了一个女孩的照片,他可能找到女朋友了,我们就不要打扰他的生活了。

  我对他屏蔽了我的朋友圈,因为我不希望他发现事实的真相,要是他知道自己加到的富婆是假的,肯定会有一种被玩弄的感觉,我觉得他会更伤心。我希望他没有看到我的作品吧。很多网络上的评论指责他“不劳而获”,但我觉得他过程中挺努力的,他是本着“搏一搏,单车变摩托”的心态,是承担了被辞退的风险来找我的。

  我突然想到,在雅琦整个的作品创作过程中,“被识破”的次数应该不只她自己发觉的那一次,也许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她在假扮,但他们也在扮演着配合她的角色。

  在当下的城市生活节奏中,人与人之间的漠视感很强烈,大家心中最安全的自保方式,就是对与己无关的事情保持距离。雅琦所接触到的那些陌生人有可能多多少少感觉到过不对劲,他们也许在想,“她可能有她的理由吧”。毕竟,戳破一个人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?拍卖会工作人员为邹雅琦展示千万级别的

  在日常生活中,我们也会有类似的行为,比如我明知道Ta在撒一个无伤大雅的小谎,但我可以陪着Ta把天儿聊完,或许对方就是需要一点来自朋友或陌生人的慰藉。

  有时候,扮演给人带来的慰藉感是超乎想象的。作为一个从事戏剧行业的人,我曾经特别困惑,一些年轻的演员工作的时候就在演戏,下了班还要拉我一起去玩剧本杀(玩家通过扮演剧本中的角色,找出真凶或隐匿身份),在游戏里接着演戏。甚至,他们会被剧本情节感动到痛哭流涕。也许,当生活越来越狭窄和沉闷,当年轻人从工作中得到的满足感越来越少,当他们沉浸到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角色中,会获得巨大的情绪释放吧。

  在雅琦的讲述中,她说她觉得那些陌生人都是自己的NPC,但是对于他们来说,可能她的行为也是他们生活中非常好的调剂,她才是他们的NPC。

  在21天的生存实验里,我是在母婴室、宜家、残疾人卫生间这些地方睡觉或洗漱的,我希望能遇到流浪汉,但我是唯一的流浪汉。在这过程中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,比如,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馆的残疾人卫生间的门上有个巨大的玻璃,外人甚至能看得见里面的马桶位置。许多普通商场,会把残疾人卫生间和母婴室放在一起,门也是松动的,如果是松动的,残疾人怎么使用呢?可能很多残疾人根本不会走进来,也不知道这里有。

  北京大兴机场的厕所非常的干净,有一点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吧,在那里,一个15到20个坑位的卫生间,会配9名工作人员。大概8小时换一班,24小时有工作人员。我是一直在观察他们有没有换班,好趁机潜入,结果我观察了大概一天,发现根本没有缝隙。每个人去上完卫生间,就立刻有人进来把它打扫干净。邹雅琦在大兴机场的厕所洗澡

  在我刚来北京的时候,大街上的流浪者群体还是非常多的。我最早是在新华社看到一篇报道,内容是北京西站一群流浪者群体,后来,我就以这个为题写了一个戏。我在调研中了解到,其实车站是他们到这个城市的第一站,但也是最后一站。他们既没有能力融入这个城市,又不想回家。比如有的人是因为家暴才离开的。他们也会形成自己的社群,将生存信息互通有无,就像雅琦做这个作品之前要做的调研一样。在我去采访和深入生活的时候是2015、2016年,我写完这个戏之后,又回去过很多次,但每一次回去,这个车站都会变得更干净。

  你会发现,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越来越迅速,我们想要撬动的混沌,或者说缝隙其实是越来越狭窄的。雅琦的这个方案是你怎么样体面的在这不花钱生活下去,那么对于另外一部分人,就是你怎么样可以活下去。

  陈思安:其实,90年代出现过很多“中年男性扮演高官”或“富商诈骗”类新闻,他们可以通过自己假扮的身份,跟商家签定协议,让对方提供免费的资源,甚至是免费拿地、拿大项目。那个时候,女性是缺乏这种诈骗的资格的。但最近几年,这种大型冒演成功事件的主角变成了年轻漂亮的女孩,或者说,可能只有年轻漂亮的女孩去做了这样的行为,才会引起媒体的关注。如果我们把这件毕业作品的作者的性别置换一下,雅琦的一个男同学也做了与她相同的行为,是不是还能够引发同量级的关注度和讨论度呢?事实上,如果你是一个符合大众认知当中对于漂亮女性的认定的人,从小,你的父母、同学、朋友等,就会用自己的言语、行为不断地提醒你,你只需花费很少的牺牲,就可以换取到很多资源,那么最后决定你要怎么样做的,就只有你心中的底线。这种东西它是隐性的,但是同时又非常的明确和扎眼,尤其是当你走向社会的时候,它就变成了一个你脱不掉的东西。

  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所有做创作的女性都是一个警醒。当我们讨论一个男性的扮演行为时,大家会赞美他的智力资源,而对于女性,大家总是会过度关注她的容貌和青春资源。当这种资源被消费的同时,她们还很容易遭受到男性,特别是同龄男性的强烈恶意。作为女性,你要了解你面临的困境,这一困境在舆论的传播中是会被加倍放大的。而在这种舆论塑造的背后,是大家对于资源分配的困惑,一种“为什么她有我没有”的困惑,它特别容易演变成一种激烈的、恶意的批判,所以你会发现,理智的探讨是比较难去建立的。邹雅琦:确实我有从自身出发,想象到(我能获取)哪些红利,或者把曾经享受过的红利放大。(看了作品评论后)我第一次去思考,如果我是男性,(结局)可能不太一样。我没有预料到过大家会这么笃定地认为我是真正的名媛,其实我就是三线城市普通家庭的小孩。可能是“名媛”这两个字造成了误解,但它也确实给传播度带来了贡献。一些网站上的评论,比如知乎上的,我是不敢看的。

  陈思安:在过去的两三年当中,“名媛”突然间成为了一个非常具有讨论度的概念,甚至可以说它被污名化了,雅琦的作品恰好出现在这一舆论背景下,敏感的网友就会对雅琦的出身背景有很多想象。实际上,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不是出于雅琦的家庭背景,而是她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学习,以及她进入到当代艺术生产机制的过程中积累到的经验,如果没有参加过艺术展览开幕式,她就不会知道那里有白吃白喝的东西。这确实是与普通人的生活有一定距离,这种距离感造就了大家的想象,包括大众也在想象“名媛”的生活,这两种想象叠加在一起,造成重重误解。

  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去改变自己的出身,创作者的作品是他过往人生的综合,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,由这个作品所引发的思考是否真实、有效,是否符合创作者所期待的传播方向,是否与受众发生了交流。我觉得这个作品会是一个起点,也许,在雅琦未来的创作中,它们会成为有力的思考资源。一个单一的本科生毕业作品不可能解决一根链条上的所有问题,这个作品所引发的思考,才是更值得公众跟进,值得创作者去厘清、去进行二度创作的。